挣脱与命定的事
婚姻是从宽门走进去，而朝着窄门走过来。
人世间有谁不是婚姻的受益者？又有谁不是婚姻的受害者？
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一件挣脱和命定了的事。争吵、妥协、相安和白头，也都是为了挣脱和命定了的事。哈金在他的名作《等待》的开篇中这样写：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

《等待》的开篇这一段，让几乎所有的美国读者，都感到愕然与惊颤，其不可思议的境况是，如同和睦家庭的堂屋里，会定时刮起田野上的风。读者几乎人人都以为，这是天下小说好的开头了，犹若他们在烦闷的夏天准备远行时，一出门就搭上了神秘凉爽的车。而在中国这一边，人们读到这一段，并不会有美国人的意外和愕然。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日常。是我们说的挣脱和命定的事。哈金的了得、了不得，正是他深深地谙明作家该怎样向生活与人的命运致以深沉的注目和鞠躬。而于我，十几年前读到这个开篇段落时，独自在屋里没有惊颤感，也没有不以为然的凡庸和俗常，只是不知为何会放下书，独自在屋里久久地沉默和呆怔。独自望着窗外的烦闹大世界，仿佛被哈金的灸针缓缓捻捻刺到了某个被人忽略的命穴上。那种为《等待》中的孔林和淑玉夫妻将要盈泪的慢痛感，在心里潺潺地浸润和缓流，不止不息，纠缠绕绕，并对那忽然到来的沉默——即甘愿沉溺于其中，又想要浮游冲上来，正如一个人钻进水里憋气时，那永恒一瞬的犹豫和坚持。
一九八四年，我仍然一如既往地急脚行走在相亲的路道上，在那疲累、羞辱和麻木的状态下，是她让我停脚歇息了。结婚时二十六岁，那时对逃离土地的信念，已经可以上升为人生信仰的高度上。乃至于要在城里成家与立业，不仅是我和一代、几代人的梦想和信念，而且我以为，还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种取之不竭的原动力。这是我的人生之开端，也是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地。乃至于自己发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军官后，以为有了找个城里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三年间，我伤害着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着。及至被几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地断然拒绝后，连得到“婉拒”都觉得是种安慰了。于是间，一种被夸大的绝望，在我内心化为于连式的沉默与苦痛，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饭里蒸煮和熬煎。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有任何的仇恨和愤懑，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向往。也就这时候，一九八三年的末，我的妻子以对象之名义，被朋友介绍到了我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开封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亲的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的往来和可能。这中间，是犹豫大于默认，还是默认大于犹豫，我一生都没有一二三地弄明白。设想在她的一生里，怕这也是无法去明白和厘清的事。总之说，我们都在犹豫和交往中。在她那一方，我不知她犹豫什么和默认我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她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说，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后，一定要留在开封市，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到洛阳或我的老家农村去。
然而我，虽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去，但真正渴望的终老生根地，却是十几岁就已被我视为首都的豫西洛阳城——是那个离我老家六十公里的九朝古都里，而不是“背井离乡”的遥远开封府。就这么，犹豫着，默认着；默认着也彼此犹豫着。双方迟疑晃悠在人生的路口上，犹如一股有来向而无去向的风，盘旋在人生鬼打墙的路口间。也就这时候，一九八四年的又一天，我哥哥突然朝我所在的商丘军营打去一个长途电话说，几天前父亲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回到他的床前道，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病，会让他难度这年冬天的冷寒和人生；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婚姻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是他心头的痛。说，他倘是能看着连科结了婚，就是到寒冷的冬天果真离去了，心里也会踏实许多着。
哥哥在电话的那一端，我在电话这一端，相距数百里，说完后彼此在电话中沉默着，而我在这端，能听到哥哥在那端伤悲无奈的喘息声。大约哥哥在豫西嵩县邮电局的某间电话房，也是可以听到他的弟弟在遥远豫东的无着和无奈，于是就都沉默了。
到沉默将要炸开时，哥哥缓解着对我说了一句话：“看看吧，去和人家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结婚。——为了父亲，而且你的年龄也那么大了呢。”
然后，哥哥把电话放下了。
在这端，河南商丘军营的一间办公室，听到哥哥放扣电话那声音，像一个农人无力地把他耕用一生的锄，顿放在了收工回家的田头上。田野和那锄，就彼此相拥结为一体了。看着我握在手里的耳机音口上挂的我的哈气和水粒，看着夏天窗外营院的树叶和天空，当我放下电话从机关办公室里出来时，感到有一种挣脱了时代却走进了婚姻宿命的悲凉和压力。一种来自命运安排的巨大的力量正在朝我围过来，觉得自己若不迎上去，定会铸成终生之大错。那时候，军营里有了下班收工的军号声，师机关干部去食堂集合吃饭的哨，正连续地吹响在我的头顶上。
而我没有去吃饭。
没有去宿舍取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看浩瀚的苍穹和天宇，看看被红砖围墙堵着的豫东大平原，取出口袋牛皮纸叠的一个钱包儿，点数了里边的钱，就转身朝营房外面走去了。
朝火车站的方向走去了。
我要结婚了。
我要去开封，告诉我那在默认和犹豫着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吧。我年内必须要结婚！这是命运安排给我的事。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和他人一样的一对夫妻了，如果你不应不结婚，我们就将劳燕分飞、各奔东西，所有的经过只是路人的一次偶然相遇吧。实在说，那时我没有想到时代的辖制和婚姻，是属于我的还是社会和家庭的，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是一种粗暴或不公，或是一种威胁和私挟，只是怀着命定之决然，便果敢地朝商丘那个老旧的车站奔过去。
从军营急急走出来，也就赶上公共汽车了。
从公共汽车上跳下来，也就赶上了一点多的火车了。从商丘到开封，那时火车的路程是三小时。火车自然是记忆中的绿皮老火车。车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结实的木条凳。我买的是站票，就在那火车上站了几小时。记不得火车驶过河南东部的旷野沙地时，我恍惚了什么或思忖了什么事；也记不得经过因为有着焦裕禄，而名著天下的兰考县馒头般的沙丘时，对饥饿、贫穷和逃离与奋斗的杂念和感受。虽然那时我已读过一些书，对于连的印象之深刻，如同在农村老家割麦时，镰刀留在身心上的疤，但还是觉得于连的命，远远地好于自己着。而自己，也永远不会有着那个曾经成功过的于连的经历和奋斗。也因此，那个西世遥远的巴黎城，就是我永生无法抵达的爱情圣地的象征了。巴黎的繁华与贵族们的日常和生活，也是我们无法用想象去触摸的挂在天空的金丝绒。而我和我一样的人，通过各种捷径、荆棘从农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青年们，想要成为城里人的“这一个”，和想要拥有城里一间房的奋斗者，其实都无法和于连的艰辛、奋斗去比论。那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血液中，原是有着于连的脉动和激情，有着对于连式的人生与命运的谙解和明悟。也就那么到了开封了。到了落日中被《水浒传》描写过的宋都相国寺的胡同口，依时依点地，等着对象下班的身影走回来。
等着她骑车回来时，一兜儿倒出我的摊牌和请求。
她也就依时骑车回来了。
在胡同口上看见我，她在车上怔一下。
刹车，停住，问了一句很平常的话：“你又出差吗？”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依着一路的思虑和筹划，立在胡同口，离她两步远，我对她说了我父亲的病，说了我想结婚的话。说了为了父亲我必须结婚的想法和安排。那时她就站在我对面。我们中间隔着她那辆可行可止的自行车，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惊讶、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上班在开封电瓶车厂的车间里，是很好的车工技术员。身上制服式的工装是灰蓝杂合色，可以和黄昏、蓝天混为一谈而不分彼此地兼容着。我们就那么站了一会儿。彼此闷着想了一会儿，她对我自然而得体地说：“我得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呀。”
也就回去了。
推着自行车，离开我时脚步的慢，如同推着她不可测的未知和未来。就那么一直推着走，再也没有骑上车。我在后边盯着她高挑的身影，待她走出十几步，又追着大声唤她道：“——我就在这儿等你回话啊！”
我不知道那大声的唤，是不是一种逼婚和胁迫。但是我知道，我的唤声给她划定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分界线。她听到了我的唤话后，扭头看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说些啥，就又慢慢走去了，像缓步、谨慎地走在一段人生的钢丝上。
那天的中饭和晚饭，我是合在一起去吃的。在她家吹古台街的街口吃了一碗面。从买票、排队，到端上一海碗烩面坐在路边的窗口上，大约用了三十来分钟。然就在这三十分钟后，她从她家出来了，在那小馆的门前找到我，默站一会儿红着脸，告诉我说她爸妈同意我们结婚了；并说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就把母亲接到城里一块儿住，也好对老人有个照顾和照应。说完这些话，并不等我再说一句啥，她看看左，看看右，就又转身走去了。好像我在那胡同口的逼婚和等待，会惹出一桩什么事端样。再或者，仿佛她出来告诉我这个可以结婚的消息是假的，是偷着出来送给我的一番安慰样。总之着，在那小馆前的路边上，她说完又匆匆走去了。可在她走了后，我再次望着那条狭长斑驳的老胡同，再次望着她的背影时，对她和我人生命运的谢意与恩情，忽然觉得如若不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跪在广场（城市）的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去吻那肮脏（城市）的土地”，我将无法说明我对她的感激和对命运的爱。
她走后，我的泪水莹莹哗哗地流出来。
就那年，一九八四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们结婚了。
就是那年冬，我父亲在我们结婚不久后，到底如了他的预感样，苦痛地离开了我们和他始终留恋着的人世间。
在我和她的婚姻里，我从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而在她，得了什么、失了什么，有了什么样的利益和伤害，她却从来没有去想去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