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曹禺之女万方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一种如戏剧舞台般穿梭时空的家族回忆录。

家，是出发的地方：

戏剧大师曹禺从孤寂的童年出发，写下一个时代的背影；

名门闺秀译生从静如止水的书画人生逃离，奔向一段新式爱情；

女儿穿行在岁月之间，沿着父亲母亲的足迹，寻找真相，寻找他们人生的秘密。

他们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吗？

父亲真的为声名所累江郎才尽了吗？

时代的伤害和人性的脆弱是可以被原谅的吗？

父亲母亲的爱情、父亲与巴金一生的友情、家书里的父女深情……

这是一部由真相、真诚、真性情交织起来的回忆录，那些民国名流的故事早已远去，作者对父母人生的追问和记录，是对真相的好奇，也是对理解的渴望——理解不wanmei的父母，同时原谅那个年轻无知的自己。

家，是照见自己的地方。

我的妈妈，邓译生，是邓仲纯和方素悌的女儿。

外公邓仲纯，又名邓初，他出生的邓家和方家一样，也是安徽名门。祖上有名的人物是邓石如，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外公是他的五世孙。邓石如为自己起了几个很浪漫的号，号完白山人，风水渔长，龙山樵长，顽伯，可见是多么自由洒脱、特立独行的一个人。

我对外公没有多少清晰的印象，印象深的是在他死之前，北京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我从来对光线很敏感，会忘掉发生的事情，忘掉事情发生的缘由，但是会记得光线，会记得一切是在什么样的光线下发生的。我记得西斜的阳光斑驳地洒落在院子的砖地上，很多大人在屋子里进进出出，一个病人躺在里屋的床上快要死了。他和我有关系，可我不清楚是什么关系，因为我太小，而且他几乎没有在我的生活里出现过。那位躺在床上的老人，脸瘦得吓人，颧骨下面塌陷得像两个黑洞，妈妈拉着我的手走到他床前，那是我不愿意做而不得不做的。我不记得是他摸了我，还是我摸了他，总之我们有身体上的接触。因为他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脑瘤压迫了他的视神经。这是我长大以后知道的。“亲亲，亲亲公公，”妈妈凑到我耳边说，同时想把我抱起来，举到适合的高度，我陡然挣脱她的手，扭身逃跑，跑出屋子，逃到明亮的西斜的阳光里。死亡依然存在，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像空气中漂浮旋转的颗粒，一会被阳光照见，一会又消失不见了。

外公病重后从青岛来到北京，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他的妻子也在北京。他和婆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就分开了，再也没有一起生活。他有一个女人，是个护士，李大姐，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在后的日子李大姐没有来北京，没能陪在公公的病床前。

妈妈准备好了房间，铺好了床，干净柔软的枕头，新暖壶，新毛巾，脸盆，拖鞋，等待爸爸住到自己家里，让她能尽孝，贴身地看护服侍。她长得像爸爸，是爸爸爱的女儿。可爸爸却没有来，不肯住进铁狮子胡同三号女儿的家。他的拒绝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都认为的原因，公公从一开始就不接受爸爸，我是说我的爸爸，到后他还是不情愿改变对这位女婿的态度。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却被忽略了，那就是公公不愿意回到婆身边。和公公分开后，婆一直跟着我妈妈生活，我爸妈的家就是她的家。公公不想回到婆的家里，重归婚姻的壳子，哪怕那只是一个形式，哪怕他就要死了。他要对得起另一个女人。

我需要简单解释一下个原因，我爸爸和我妈妈相遇、相爱的时候，他是有家室的人，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而我妈妈是公公的心肝宝贝，二十出头，还从没离开过父母身边。对他们的爱情公公竭力反对，终彻底地失败了，因此他怀着抵触的心理，到死。这个理由亲友皆知，却掩盖了另一个理由，也许那才是公公更在乎、却不想说出口的。我姨告诉我，公公有一次和她说起婆，他结发的妻子，他说：小宛生啊，我对得起你妈了，我没有和她离婚，对得起她了。

我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吃大粪吧！这就是这一刻我真正想说的。人，为什么活得苦，活得那么累？以公公为例，他在感情上始终不接受我爸爸，把他视为异端，然而他自己又离开了妻子，但还给她留下妻子的名义。我爸爸呢，历经百般曲折，终于离成了婚，和我妈妈结了婚。这里有两个男人，我爸爸，公公，我不想把背叛、抛弃这样的词用在他们身上，因为如果我要是用了这样的词，就会有一万个其他的词语冒出来反驳，就会出现一个法庭，律师就会开始为各自的一方辩护，陪审团就会一分为二，争论，吵架，甚至打起来，可笑的是、当然也很可悲，不会有判决，因为根本没有法官，没有人有资格。钱财可以判决，房产可以判决，物质可以判决，权利也可以判决。除了爱。

在公公患病之后我的姨曾和李大姐见了面，李大姐跟她说：我是真的爱你爸爸，我会好好照顾他。但是我的姨不同意，不答应，她不仅代表她自己，还代表着全家和全社会。当她和我谈起这段往事，她哭了，哽噎得说不出话，但我还是能听出她的嗫嚅：“我对不起公公，对不起，对不起他……”之所以为了数十年前自己的行为而痛心哭泣，因为她终意识到尽管众多亲友陪在公公的病床前，公公还是感到极大的欠缺，甚至很孤独。

1958年的锣鼓巷，我记忆里的院子，是妈妈匆忙之中租下的。她一定很伤心，除了为父亲病重，还为她心底的愿望破碎了。父亲和丈夫，父亲和母亲永远被生死分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了。

时间会把一切都在阳光下摊开，我的优势是从事情发生到今天，我拥有的时间比他们多。时间意味着距离，距离意味着客观、理性，一般来说理性很难战胜感情的力量，尤其在亲人之间，理性经常处于下峰。所幸，在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心理上一点点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那么踌躇多虑，更趋于坦然，坦然地面对真相。在此我要把这句话再说一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吃大粪吧。

但，真相，这是个问题。

在我爸爸有生的后几年，经常听他感叹许多人都没有见到，鲁迅、丰子恺、李叔同……不是没有机会，是错过了。其中一位听他提了多次，他说宗白华托人带话给他，希望他去看他，有件事要和他说，是和家里人有关的事情。宗白华是中国著名美学家，被称为美学宗师。在方家的家谱图上也有宗白华的名字，排在方令孺下面，是她的外甥，因此他和我爸爸是沾着亲戚关系的。宗白华住在北大，我爸爸住木樨地，并不太远，但是爸爸没有去，或者换一个说法，没有及时去，在他还没有去的时候宗白华就去世了。

“后悔啊，”他叹息，“真是后悔，太不该了，我真应该去见他……”他相信宗白华绝不会无缘无故叫他，那件事一定是他应该知道的，他非常想知道，然而再也不会知道了。

很多真相被死亡带走。但是真的带走了吗？如果它真实地发生过，存在过，那么……那么怎么样呢？我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却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回答。曾经存在的真相意味着什么？是否只和当事人发生关系？而历史从来不是当事人写的，是后来人写的。那么真相如何存在，是否存在？

英国伟大的登山家马洛里曾经被人问到登山的意义，为什么要登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那么同理，人，你为什么要追求真相？是否可以这样回答：真相在那里，在属于它的时空里。

面对宗白华的邀约，我爸爸放弃了这次机会。而我放弃过数不清的机会，由于不以为然或自以为是，或者干脆就是懒惰。要想追求真相就不能轻易地放过自己，可放过自己又是多么容易啊。

公公和婆结婚后就去日本留学，学医，两人相隔千里，可感情很好，这是爸爸和我说的，他说那时候他们倆书信来往频繁。我相信矛盾是由于在一起生活后发觉性格不合。

在日本公公结识了一位终生的朋友，陈独秀，他们是同乡，公公的爸爸邓绳侯曾是陈独秀的老师。陈独秀用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大肆浇灌和公公两人的友谊，公公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但是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他选择了行医，而没有选择政治。当我了解了公公当年的一些所作所为，就明白了为什么他和婆越走越远，难以相处，同时也想到两个词可以形容公公的品格：慷慨、义气。

上世纪的前三十年，中国这艘古老破烂的大船在大风暴的海洋上颠簸，倾来倒去。想想，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北伐战争，4.12反革命政变，这些改变中国的大事竟然会通过细微的毛细血管和婆产生了联系。

婆对家里不时出现陌生人越来越感到不安。有的人来去匆匆，有的会在家里住下，一两天三四天都有可能，然后消失。她不认识他们，只知道是公公的朋友或者是公公朋友的朋友，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她不喜欢的秘密且危险的气味，被他们带进家中的气氛弄得她厌烦又不安。

我的姨邓宛生，我叫她好姨，2018年她九十七岁，居住在香港。好姨告诉我在北京三眼井胡同的家里，她和姐姐正睡得香，被摇醒，匆匆穿上衣服，抱出屋门抱到街上。门口停着一辆私人轿车，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两个睡眼惺忪的小女孩儿被塞进轿车，压在那位先生身上，婆也挤进车里，然后车就开了，开半天，开出城，又开了很久，在荒郊一处田埂停下，那人下车消失在暗夜中。那人是李大钊。随后车掉头往回开，到家之后两个孩子叽里咕噜爬上床接着睡觉。她们姐妹俩也以同样的形式乘着车掩护过瞿秋白出城。当年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去莫斯科的时候，瞿秋白作他的翻译，应该算是公公朋友的朋友。李大钊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和公公的弟弟是同学，因此也和公公相熟。公公甚至称不上是革命者的同路人，但在他们身处险境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从不犹豫。

可是婆不愿意，不高兴，她的目光只能看到家门口，看不到更远，外面的风浪是她躲之唯恐不及的，怀着一个女人的私心她不断地为了种种事情生气。我听的多的是狐皮袍子的事，那是婆为公公新做的一件狐皮袍子。某个黑沉沉的冬夜，婆被敲门声惊醒，公公起身下床，随手披上崭崭新的狐皮袍子，穿过院子去开门。婆躺在床上想，谁呢？又会是什么事？她只有等，等着看。不久丈夫回到屋里，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白裤褂，狐皮袍子没了，给了那个婆不知道是谁的人了。于是一顿吵，不然还能怎么办。吵架过后婆还是给丈夫又做了一件皮袍子，结果又是同样给了人，只有再次大吵，不光为皮袍子，总要扯出一连串气人的事，吵啊吵。婆还曾把陈独秀拒之门外，让陈独秀吃了闭门羹，而那是公公的挚友啊。一篇写陈独秀的文章里，婆被称为邓妻，称她是个心胸狭小的女人。可是我不想贬低婆，她没有做错什么，一个妻子看出自己在丈夫心中的位置，不是排，也许从来都不是，不知道排在第几，能作何感想又会怎样反应？她又不是圣人。

自1938年到了四川，公公就在江津的延年医院当院长，陈独秀贫病交加，很长时间就住在延年医院由公公照料，像是他的一位亲兄长。1942年，听到陈独秀在乡下病危，公公赶到他身边陪护，打强心针、平血压针，用了能用的各种药。终公公陪着陈独秀的灵柩从乡下回到江津，在面对长江的山坡上选了一块墓地，和几位友人一同埋葬了他。

公公爱朋友，爱女儿，爱他的弟弟，也许还爱那位护士李大姐，也许也爱我。有一张照片，公公坐在阳光下，手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姿态很放松，眉宇间透出一丝苦涩的笑意，似乎在说，唷，好一个小宝宝哟，我的小小的安慰……

那个婴儿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六十二岁，比我还要年轻。